3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我国鼓励社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兴办高等院校，但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主要以公立大学为主。〔6〕第三部门是由美国学者Levvit最先使用的,用于涵盖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的一个概念。
伴随高校校园封校管制措施蔓延，不同人群对高校封校管理行为产生热议。公立高校享有的这种自主管理权利不同于一般私法上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权，也不同于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权。〔20〕梁慧星着：《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12〕参见《物权法》第 84 -92 条规定。我国《宪法》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权，除存在合法阻却事由不被随意剥夺。
公立高校采取校园封闭管制措施，限制和剥夺社会公众进入校园的机会，这是间接变相掏空社会公众享有的监督权，社会公众除了从高校自身单方公布的关于校园管理建设、教学科研等信息之外，并无主动监督之权。〔13〕《物权法》第 87 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人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xxviii]如果宪法规范所彰显的价值、意义和内涵是社会需要的并且为大众所信赖，规范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出于偶然，且无法以宪法解释等缓和时，应为违宪。
[xix]何勤华、张进德:《中国检察制度三十年》，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xxiv]张少瑜:《宪法学研究述评》，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这种强调关系也是七九检察院组织法无须被认为具有违宪问题，反而被视为恢复检察制度的里程碑立法而得到广泛认可，且被作为重要的内在法理支撑。有学者总结，判断宪法变迁，必须要在宪法规范的价值性与现实需求的必要性之间进行衡量，如果发现与宪法产生紧张关系的社会实际确为宪政运作所必要且经长期的实践已经取得国人的共识时，则为宪法变迁。
但第20条的职权配置仍显示出刑事诉讼职权、公益诉讼职权、诉讼监督职权、执行监督职权并列混杂的立法结构，尚有待伴随法律监督权的未来发展进一步予以体系优化。但在规定国家监察委和人民法院等的宪法职权与宪法性质时则均采用了监察审判的一致性表述。
[xxxv]但这主要是一种在肯定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属性的前提下，基于权力运行实际而作出的策略考虑。由此产生了我国检察机关职权的性位疏离命题。讨论检察机关具体职权的，如秦前红:《两种法律监督的概念分野与行政检察监督之归位》，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三、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权的调整方向 （一）重构职权列举条款，实现一般法律监督权体系优化 八二宪制在检察院组织法之外，陆续发展了检察机关的法律职权，但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
因此，并列论认为，第一条与第五条之间既存在并列关系，亦存在递进关系。[ix]目前，检察院组织法已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修订，但其内在所遵循的法律监督的宪法原理仍有待融贯的揭示与阐发。[xcii]关于合宪性解释的三分法，可参见苏永钦:《合宪法律解释原则》，载苏永钦着:《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84页。[xxix]在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一再为我国宪法法律所坚持的情况下，断言七九检察院组织法是对七八宪法的变迁，恐怕并不符合宪法变迁的应有界限。
二、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权的宪制机理 （一）人大架构下的控权需要决定了一般法律监督权的普遍性 通过释放公权力的公共效能来促进共同体的善，使公权力为人民所用的同时，还要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控制和约束，这不仅是近代以来民主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核心任务。应朝着强化的方向予以改革完善。
监察机关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察有可能演变为对其他机关本身的监察，从而影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监察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也有可能演变为对检察机关本身的监察，从而影响检察独立。[xcii]一是作为解析规则。
其次，修改检察机关的职权条款，还可尝试依据检察监督具体化和诉讼化的发展规律，对检察职权作出层级化类型化安排。3.主张检察机关应成为单纯的司法监督机关。[xiv]彭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人民司法》1979年第7期。检察机关按照宪法法律的共同要求履行职责，对于引导和强化法律监督的宪法价值和宪法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二）敷设国家监察委履职衔接条款，实现一般法律监督权必要覆盖 如前述，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理论上确认了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和集中性，其以人民主权为前提，并以谁产生谁逻辑链条上的监督———负责关系为要旨。并且，实行制定法制度的国家宪法适用的首要方式是立法适用。
[v]如陈瑞华教授指出，司法改革的深入使得检察制度面临严峻挑战，其监督职能不再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刑事法律监督权，主要保留了行政监督与诉讼监督这两种形态。从文义解释上来讲，一般而言，当我们说两组事物之间存在着限缩解释关系，意味着两组事物应具有内涵上的递进性，但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与第1条之间的并列关系显然不容忽视。
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和具有立法性质的决议决定的方式实施宪法，实施法律 （尤指广义的人大立法）则即意味着实施宪法。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
监督的普遍性并非普遍有权，而在于以一种体系化的差序监督格局回应法律监督的普遍需求，实现监督的普遍有效。
[lxviii]姜涛:《庭审中心主义视域下的检察制度改革》，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1期。[v]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以及公益诉讼制度改革等宏观的宪制变动，人大架构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出现了新的解释和澄清需要。[lxii]雷小政:《往返流盼: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考证与展望》，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因此宪法的绝大多数条款，要依照法制原则被实施，就只有通过具体法律，而其他条款由于其高度的政治性，也只能由人大直接适用，司法机关没有违宪审查的权力。
[li]经过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决定》的修订后一直沿用至今。其他检察职权则在其他法律中规定。
因为彭真认为，检察机关进行全面的法律监督，是一项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检察机关缺乏这样的能力进行全面监督。应当看到的是，彭真虽认为法律监督权主要应该集中于刑事案件的办理，认为检察机关的任务就是通过打击各种犯罪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其任务与刑法基本一致，因而检察院组织法的内容与刑法应当有恰当的衔接。
根据体系解释，七九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是对七八宪法有关一般法律监督权规定的强调和探索，七九及八三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以双重规范结构对其第1条所明确的一般法律监督权进行了体系化落实，八二宪制则整体承继并发展了七八宪制下的一般法律监督权。[xxxii]《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 （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6页。
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第5条的规定，其以列举式立法的方式，将检察机关的法律职权主要局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xi]明确为重大案件检察权、自侦案件侦查权、刑事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执行监督权、监所监督权，即有限法律监督权。[lxxxvii]法律适用机关不能够作出法律抵触宪法的解释，但是可以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作出法律如何合宪、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上合宪的解释，即可以采用合宪性解释的方法从法理上贯彻和补强法律的合宪性推定。有学者指出，我国设立法律监督机关是由国体、政体、国情及制度传统决定的，它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制度下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以保证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客观要求。首先，检察机关可以运用作为解析规则和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方法来适用宪法。
[i]张智辉:《检察制度的起源与发展》，载《检察日报》2004年2月10日。在监督类型上，应突破刑事监督的窠臼，注重公益诉讼职权发展，围绕刑事监督和民事行政监督构筑二元监督格局。
一方面，无论是宪法审查，还是宪法解释，这些活动在我国均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其司法性格趋近为零，均属广义的立法活动，是在为人大之下的各个国家机关创设法规范。在监督型宪法体制中，监督者外在于被监督者，制约具有单向性，是一种异体监督模式。
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工程和法治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法律监督权的发展方向，调适中式法律监督机关的可能路径，围绕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职权进行重新阐释具有枢纽意味。[lxxxi]朱福惠:《论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的制约》，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
